【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案從『行政瑕疵』升高到『刑事犯罪』,實在差很大!】
從北市府二位正副首長就此事件的近日發言可以發現,本事件是在首長們對於諸多工程觀念不清的情形下,發展出的政治自保手段,這樣的作法害慘了辦理公共工程的公務員,更害慘了參與公共工程建設的各方成員,其中包含設計監造單位(如本事件當中被移送檢調單位調查的昭凌顧問公司)、施工廠商等。
因為長年以來,辦理採購工作的公務員擔心受怕會被任意冠上圖利、貪污等罪名,因此辦理各項公共工程程序時,無法勇於任事而推諉卸責,經常明知依約依法應付的款項,卻要求施工廠商提起工程調解或訴訟請求,獲得第三者的背書後才同意撥款,導致浪費司法資源甚至令公庫因此支出大筆的訴訟成本及遲延利息,但對於承辦的公務員而言,這才是最保險的作法,公部門的這種作為,等於是全民買單取得「公務員護身符」。
現在因為面臨台北市市長選舉,郝市長面對幾個政府採購案件的強烈質疑,因為觀念不清,一時間無力招架,只好用最重的手段進行自保,先將昭凌顧問公司先移送檢調偵辦再說!以示負責及自清,並表明不畏懼面對司法調查之決心。但是,請問昭凌顧問公司處理的瑕疵真有到達「構成犯罪」的程度嗎? 國庫公帑真有因此造成「損失」了嗎?
這個標案最後決標的時間點在97年年初,也就是全民皆知原物料瘋狂上漲的時期,因為價格變動實在太過劇烈,政府的工程幾乎發包不出去,也因此新生高架橋改善工程流標6次的結果,當時負責的工程顧問公司為了能夠順利決標,採用第六次流標當中的幾家投標公司價格為均價作為『工程預算』,標案採用『最低價決標方式』,因此政府真正要付出去的錢不是工程預算,而是廠商的得標價格。且該工程價格計算是『總價承攬契約』,因此,廠商需在標總價範圍內將工程全部完成,只是工程預算價與得標總價中所列的工項單價,會在總價範圍內進行『標比調整』,在此前提之下,政府究竟有何損失呢?
而且該工程在本事件爆發之前,就曾經過台北市政府採購稽核小組進行調查,調查結論也認為: 按當時的價格變動風險,為促使標案能夠順利發包的前提之下,昭凌顧問公司的處理方式雖有不當,但並未到達違法甚或刑事犯罪的程度,就此工程會亦採相同見解。
★工程會說法【新生高契約價格之調整符合工程慣例】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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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現在台北市政府的二位首長面對排山倒海的指責,為求自保自清,對外說明及處理的方法如下: 1、二位首長都不懂工程; 2、當初這個標案並未上簽至二位首長,因此二位是「現在才知悉」事件始末; 3、而且二位都覺得「甚為不妥」且「無法接受」,因此現已移送檢調偵辦當中; 4、在本案調查確定之前,台北市政府不會再給付該工程的任何一筆費用出去! 試問,如果二位首長都不懂工程,且當時市府中專責調查工程弊端的稽核小組都已認定並無不法,如今為何「翻案」? 有何新事證產生? 如果政府首長對於專業權責的結論不能予以尊重,政府部門的權責劃分又有何意義? 而且如果要等到刑事調查完全確定,在數年之後如果證明無罪,這過程當中所花費的公帑、違約責任又該找誰算帳?
這個事件的觀看層次,不能只看事件本身,這種政治自保手段,打擊的影響的是市府專業公務員的士氣、信心及勇於任事的決心,這個漣漪擴散後更深遠的影響,將造成公共工程標價訂立的保守心態(寧願過低也不願高於市價),進而影響投標者願意投入的成本無法提昇,結果就是公共工程品質無法提昇,好的廠商也沒有合理的生存空間,這個惡果也將由全民承擔。
張菀萱律師IvyChang